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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屠杀、卡达珊与亚美尼亚

时间:2019-03-15 11:38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许知远,1976年出生,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。作家,出版人。北京独立书店单向空间的创始人。

  大屠杀更是给亚美尼亚带来一个复杂的遗产,300万公民住在国内,另有800万后裔生活于海外,它们构筑成一个全球网络,对屠杀的记忆处于这个网络的中心。

  在埃里温(Yerevan),似乎每个姑娘都像金·卡达珊。法国广场的咖啡馆、饭店酒吧露台,傍晚的街道上,她们都有深陷的眼窝、厚嘴唇以及丰饶的身形,她们还温和、甜美,引人遐想。

  这位社交媒体上的超级明星,也是最有名的亚美尼亚裔人。在她的真人秀中,在twitter上,在杂志访谈中,她展露关于自己的一切,喝酒、旅行、化妆、社交、争吵,是这个浮华也浅薄的新媒体时代的象征,人们为了展现而展现,名声与实质并无关系。

  在亚美尼亚,她的名声则带有另一种维度。“她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悲剧”,不止一位本地人对我说。2015年,卡戴珊与她更著名的说唱歌手丈夫从纽约飞到此地,这一年是亚美尼亚大屠杀一百周年。至少150万人被奥斯曼帝国有组织地屠杀,幸存者开始了流亡之旅。

  生于美国的金·卡达珊也隶属这个流亡传统。她在童年时就听闻种种屠杀故事,它是幸存者的必修课。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,与二战时的犹太人、波尔布特治下的金边、或是1990年代的卢旺达不同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不仅从奥斯曼帝国演变而来的土耳其政府否认这次屠杀,世界舆论也保持了广泛的漠视,这种否认与沉默几乎是另一次屠杀。这也是亚美尼亚人——不管散落在海外还是继续生于国内——必须承担的责任。他们要将悲剧记录、讲述,让更多人的看到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这也是金·卡达珊的价值所在,她的名声让这场屠杀被更多人关注。

  飞机降落在埃里温的机场前,我对于亚美尼亚几乎一无所知。我不知道它在地图上的位置,有多少人口,历史源自何时。零星的印象来自偶尔的片段,电视屏幕上的亚美尼亚的大地震与两伊战争、汉城街头的,是少年记忆的一部分;研究香港史时,我记得亚美尼亚人建造了半岛酒店,在商业世界占据一席之地,就像犹太人、印度帕西人或潮州人,精于计算;在读一则关于帕慕克的报道中,这位作家的勇敢的指出土耳其的屠杀责任引发争辩……

  吸引我到来的是则是几个月前一场革命。Nikol Pashinyan,一位43岁的新闻记者与街头政治家,在领导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和平抗议之后,迫使已经当政十年独裁者辞职。在一份英文报纸上,我读到这位胡子拉碴、面带微笑的抗争者,他说起甘地的非暴力哲学、曼德拉精神,他的身份戏剧性的从街头运动者变成了新总理。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却的时刻,这是个童话式的故事。金·卡达珊也表明了立场,她在4月23日的twitter上祝贺和平抗议的成功。

  穿过自由广场,一片繁华商业区,再到共和广场上,你感到一种混杂的情绪涌来。这个城市陈旧又年轻,是苏联时代与全球消费主义的混合体,当Duduk音调想起时,瞬间又把你带入那个古老又哀伤的传统。亚美尼亚不仅历史久远,也曾强盛一时,但过去几个世纪却饱受征服与凌辱之痛。1915年的大屠杀,是连串悲剧的高峰。

  人们却兴高采烈。革命成功带来了的欢愉尚未退却, 倘若问起几个月前的那场抗议,人人都乐于说上几句,人人都爱Nikol Pashinyan。一位IT公司的职员说,老板鼓励他们把电脑带到街头,一边参与抗议一边工作;一位年轻的律师说,这简直不可思议,常年的恐惧消失了。更为强烈的表达来自于海外,一位法国亚美尼亚后裔说,他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视屏幕,对故国的变革充满惊异。他还生出一种少见的自豪,这是近代亚美尼亚历史的少见时刻,它不是出于灾难、而是某种胜利引人关注。

  对我来说,空气中漂浮的喜悦,多少像是2012年的仰光。尽管前方的道路尚不清晰,卸去重负的轻松感却真实、迷人。就像缅甸模式曾激起了广泛的讨论,在高加索一带、在昔日的苏联加盟国中,人们开始讨论一种亚美尼亚模式。这些小国都曾生活于俄国的阴影之下,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,极权之遗产仍作用于它们,一些再度滑回专制统治。

  短暂的行程中,我参观了希腊时代的遗迹,眺望了远方的亚拉拉山脉,猜测诺亚的方舟停泊的方位,还品尝了干邑,自19世纪末以来,亚美尼亚就以白兰地文明,在苏联时代,它更是莫斯科主要进口物。我大约知道了亚美尼亚的地缘政治,他与土耳其、阿塞拜疆的紧张关系。大屠杀更是给它带来一个复杂的遗产,300万公民住在国内,另有800万后裔生活于海外,它们构筑成一个全球网络,对屠杀的记忆处于这个网络的中心。

  一个炎热的周一下午,我去参观郊外的大屠杀纪念碑。自1967年建成,它就成了亚美尼亚公共生活中的中心。每年4月23日,照例是全国性的哀悼与游行,它不仅是历史有关,还作用于现实。分析者推测,上一任革命成功也与此相关,独裁总统选择在全国性纪念日到来之前主动辞职,惧怕这个照例的悼念游行会转化更大的抗议浪潮。

  纪念碑建于山顶的一个巨大平台上,12块朝天的石柱象征了亚美尼亚丢失掉的12个省份,它们守护着中心的火焰是对死难者的纪念,自1967年就未熄灭过。我在台阶上闲坐,一群鸽子以不同的姿态站在石碑上,发着咕咕声,康乃馨与玫瑰散落在火焰旁,因缺水枯萎。

  与奥斯维辛的强烈冲击不同,纪念碑没给我太深的印象。只有看到那些具体的男人、女人与孩子的面孔,他们穿过的衣服、说过的话,你才能少许理解他们的感受。很可惜,纪念碑旁的博物馆今日关门。

  但这仍是难得的体会。在石碑的阴影下,我意识到他人的苦难很少进入我们的意识,甚至自己的苦难,我们也总采取遗忘的方式。对于一个来自14亿人口的国家,我们也很少考虑小国之困境,它的国土随时被邻国兼并,整个民族都因一场灾难突然消失,灾难的记忆给予他们凝聚力,令他们保持警惕,磨练出一种生存技巧。

  在埃里温的街头,我看到中国捐赠的公共汽车,车身上涂有一带一路的标语。这是中国不断扩张影响力的痕迹,当地年轻人也乐意前往中国读书、寻找工作机会,跟随历史潮流而动,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需要,也是整个国家的生存技巧。中国的金钱与影响力正在涌向世界,但中国人的好奇心却未随之而来。对他人历史与命运的普遍漠视,也正妨碍我们对自身的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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